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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赵隆 于宏源:科技创新正成为全球城市竞争

  城市在国际创新合作中可以发挥知识聚集、技术溢出、产业驱动和价值引领四大功能。

  【原文标题】创新伙伴关系的次级维度——基于跨国城市联盟的欧亚创新合作探析

  【作者简介】赵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国际格局进入旧秩序式微和新冲突叠加的深刻演变周期,随着全球生产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延长和扩散,各国间的知识鸿沟、数字鸿沟、技术鸿沟更加突出,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国际竞争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注脚。城市作为主体通过组建跨国城市联盟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日渐成熟。

  在全球层面,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UCLG)、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C40)等应运而生。在地区层面,欧洲地区的跨国城市联盟逐步兴起,包括欧洲能源城市协会(Energy Cities)、地方城市发展欧洲网络(LUDEN)等。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逐步“下沉”并嵌入次级行政单元,各国主要城市或地区城市群不但成为跨国生产活动、国际金融、商品与服务贸易、产品标准和技术规范、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同时因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延长和扩散,向创新要素的引导和创新生态网络的构建及维护等创新合作主体功能延伸,呈现出从创新合作载体向主体的角色转变趋势。从区位角度来看,创新要素的系统性东移正成为全球创新格局演变的重要趋势,为广袤的欧亚地区孕育创新合作城市群带来机遇。

  随着跨国城市联盟的兴起,次国家层面的治理权威逐步得以肯定,合作方式也由等级性分布向网络化转变。目前,基于城市的跨国网络化治理在扶贫、救灾、公共卫生、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了诸多实践,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资源汇集、技术创新、最佳实践推广以及规范扩散的重要平台。世界各国的主要城市逐渐重视参与跨国城市联盟,并以此作为其拓展经济利益、制度性权力和城市外交渠道的重要工具。

  目前,学术界对跨国城市联盟的属性界定有三种不同向度。首先是空间向度,认为跨国城市联盟是信息流、金融流、观念流等相互连接的空间节点,强调空间位置的重要性及资源获取的便利性,倡导打造集体行动平台。该观点认为,跨国城市联盟推动形成了城际合作的“互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即以世界经济为主体的网络层、以城市为主体的节点层以及以企业为主体的次节点层相互衔接,将跨国公司带动的资金流、物资流、交通流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知识流和信息流,共同汇聚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缘节点之上,倡导企业通过城际间的合作网络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

  其次是关系向度,认为跨国城市联盟的兴起与城市和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转变相关。有学者提出,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适应全球化时代城市间关系演变的需求,应以关系视角替代结构视角推动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以“中心流动理论”替代“中心地方理论”来解释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也有观点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事务互动的微缩,作为全球经济、文化中心,政策中心和技术信息复合体发挥重要作用,并具备了全球性的活动能力,而城市在特定跨界政策议题上的合作推动了跨国城市联盟的形成。

  最后是行为体向度,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通过各类议题网络的建立,具有资源和信息优势的城市成为全球多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作为各国内部传统的地方政府合作的补充,跨国城市网络不但强调代表国家的合法性,也强调跨国层面的城市交流,特别是将城市行为体纳入跨国政策议题设置中,将城市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拓展至国家之外,作为群体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全球性挑战。也就是说,此类观点强调城市作为各类行为体集合的其中一员,参与到全球多层治理之中。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成立的全球性跨国城市联盟约为31个,其中欧洲约有19个。在空间类别上,跨国城市联盟可分为全球性城市联盟和地区性城市联盟。在议题类别上,可分为全球议题、国家和城市议题、民众议题三大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类跨国城市联盟的功能相互影响,单一城市联盟并非仅发挥某种单项功能,它仅根据不同跨国城市联盟的侧重进行分类。可以看到,城市群体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性问题,跨越国界通过自愿、互利以及协商的方式进行制度性合作,逐步建立网状的组织架构和治理平台,有助于促进相关信息、知识、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从而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制度性影响力。但是,有关跨国城市联盟和城际合作的理论建构多源于西方国家的实践,相对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现有跨国城市联盟中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数量依然相对有限且影响力较弱。在全球力量对比再平衡的趋势下,如何借助跨国城市联盟等平台提升自身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也成为部分国家关注的焦点。

  创新能力是国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4.0》(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4.0)报告,拥有较强全球竞争力的国家多为创新强国,这些国家普遍拥有具备创新策源能力的城市或城市群。如果将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进行横向对比,可以看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高度集中在美国、西欧发达国家,以世界大城市群地区为代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在世界大城市群地区,北美34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有19个位于其三大城市群中,西欧拥有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城市群和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按照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GaWC)公布的《2018年全球城市分级排名》(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18),伦敦和纽约被认定为全球综合实力最强(Alpha++)的两大特等城市,而香港、北京、新加坡、上海、东京等强一线城市(Alpha+)都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总体而言,城市在国际创新合作中可以发挥知识聚集、技术溢出、产业驱动和价值引领四大功能。城市的知识聚集既包括基础科学和创新思维,也包括科技劳动力和资本等全要素创新资源的聚集。技术溢出指城市本身拥有多样化的产业系统、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由于技术溢出效应,新的创新在临近地域或相似产业上产生。产业驱动指城市通过知识聚集和技术溢出效应,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进行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城市和国家实体经济竞争力并带动产业变革。而价值引领则指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塑造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引领创新发展。

  1998年9月在韩国大田市成立的世界科技城市联盟(World Technopolis Association)是首个由地方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致力于“通过科技城市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各地区的发展,通过科技进步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和福祉”,借助城际科技合作推动科技交流、成果转让和城市发展。世界科技城市联盟的成员包括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一般成员(General Member)和以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等实体为主体的机构成员(Institutional Member),联盟大会(General Assembly)是世界科技城市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一般成员中的市长或市长指派代表组成。目前,世界科技城市联盟共拥有来自48个国家的109个成员,其中作为一般成员的地方市级政府共53个,作为机构成员的科研院所和企业有56个,中国已有9个城市成为该联盟的一般成员。

  在对外合作方面,该联盟自2005年以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通过组织国内外培训讲习班帮助相关国家进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和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援助和试点项目(STPs),该项目2019年的主题为“智慧城市概念中的科技发展”。这一平台对于增加联盟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组织方式来看,世界科技城市联盟旨在推进世界科技城市之间的互惠合作与交流,包括建立国际科技信息网络,通过一般成员间的共同合作促进科技发展,为培育各城市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协助,协调城市建立和发展科技园区,举办城市电子贸易博览会,等等。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科技展览会(Hi-Tech Fair)是世界科技城市联盟的主要活动之一,即将于2019年10月举办的第16届科技展览会聚焦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城市未来”,希望通过科技成果展示推动技术转让,提高城市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

  科技创新正成为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标志性功能,发掘支点城市的创新潜力,是提升国家整体创新策源能力的重要补充。虽然世界科技城市联盟框架下的活动关注城际科技合作,但也局限于建立城际信息网络,共享相关科技合作经验,未能真正发挥城市作为创新合作载体和主体的双重功能,缺乏能够整合城市创新要素、推动双向流动的平台,尤其是建立包括人才在内的智力资本聚集和扩散机制,以跨国城市联盟为基础的城际创新合作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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